我的差事，是站着。
扎我的人是个庄稼老汉。他手艺好，秸秆选的是三年的老稻草，骨架用的是坟头柳——庄户人都知道，坟头柳通阴阳，扎出来的草人镇得住东西。他给我戴上他戴旧的斗笠，穿上他穿破的褂子，往田心一插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老伙计，麻雀归你管了。
他叫我老伙计。其实那时候我才刚被扎出来。
站到第七年，我睁开了眼。不是斗笠底下画的那两个墨点，是真的眼。老汉的魂气、坟头柳的阴气、六十年的日晒雨淋，不知哪一样成全了我。我没声张。我就那么站着，看。
稻草人看田，看的从来不只是麻雀。
我看着老汉从直腰到弯腰，看着他儿子接了锄头，看着他孙子又接了。看着黑月升起来那年，全村人跪在田埂上朝天磕头，天没有任何回应。看着这几年，夜里的田埂上，脚印越来越杂。
然后，三个月前，我看见了那伙人。
半夜，无灯。四个人，青灰袍子，兜帽压得极低。他们进田不毁苗——毁苗的是后来的事——头一晚他们只做一件事：蹲在田里，把一只木头模子往泥里按。按一下，挪一步，再按一下。模子底下刻的，是猪蹄印。
第二晚他们才来倒稻子。倒得极有章法，一片一片，像在纸上画符。稻子倒完，为首那个从袖里摸出一把黑色的粉，沿着倒伏的稻秆撒了一圈。粉落进土里，土就轻轻地抽了一下，像活物挨了针。
第三晚，他们检查“猪蹄印”够不够像，补了几个，走了。临走时兜帽最低的那个在我跟前停了一停，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我站着。稻草人只能站着。
他看了很久，笑了一声，跟同伙说：一个草人。
一个草人。是啊。所以他们当着我的面做完了一切。
第二天，全庄轰动，人人喊打野猪。豪彘大哥被冤枉的那些日子，我急得整夜整夜地想喊——我看见了！不是猪！可我喊不出。草人开口，要折自己的年岁，而且庄里人只会烧了我这个“成精的邪物”。
我只能做一件小事。我把我的斗笠，一夜一夜，朝着桑田老祭坛的方向偏。
没有人看懂。风一吹，斗笠又歪回来。
直到那个背药篓的少年蹲进田里数蹄印。他数完，站起来，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我身上——落在我又一次固执地偏向祭坛的斗笠上。
他看了看斗笠的方向，又看了看我，忽然走过来，轻轻把斗笠扶正，问了一句：
“是那边吗？”
六十年，头一个问我的人。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让斗笠又偏了回去。
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：祭坛挖开了，黑纹烧掉了，云栈洞里那位也救回来了。少年再来田里时，把老汉孙子的孙子也带来了，小娃娃给我换了新斗笠。
少年问我要不要同行。
我想了三天。最后还是摇了斗笠。我的差事是站着——这块田还没换新的看守，青灰袍子的人，也未必不会回来。
但我托他带一句话，带给往西路上所有会站的、会看的、开不了口的东西：
站住了。看仔细了。记下来。
总有一天，会有人来问的。